第三章 挣了一点儿给家里打电话的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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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走到一颗梧桐树下坐了下来。时间对我而言sa/sa是富余的,我可以随地休息或是无聊地胡思乱想。
那个下午,我特别地想家,想老婆,想孩子。我想打个电话回去,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。混成这样,我太不是人了,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,我不配为人夫为人父。
我在心底谴责着自己,但这于事无补。无论我怎么骂自己,都骂不来两元电话费。我坐了一下午,就这么想着恨着、恨着想着。后来,我想出招了,我得拼命弄些钱来给家里打个电话,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,我不能让他们担心。
我在梧桐树下一直坐到了夜里两点左右。不是我能坐,而是因为我坐在这儿与坐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。与其到处走消耗体力,还不如就在这儿坐着,最起码不会感觉肚子饿得难受。那时的义乌还没有联防队员,如果换成是现在,我可能早就被人客气地打扰了。
夜里两点多钟,我去了开除我的那家伞厂。轻车熟路,我用木棍撬开了伞厂仓库后窗户上的钢筋,爬了进去,然后抱出了五十把收折伞。很顺利,没有一点点不测。
那时的义乌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,没有门卫,甚至连像样的厂strike九九藏书/strike房都没有,都是自家院子或是租来的旧仓库什么的,然后挣了钱再盖,边挣边盖。仓库大多也是平房,利于搬运货物。我知道后来的大厂中就有这样的,比如二〇〇五年收购上海霞飞的某化妆品厂。
说实话,偷这家的产品我忐忑不安,虽然他们本来就欠我两个月工钱,但我知道这不道德。
从小到大,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,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,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。但是,在义乌,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,真是匪夷所思。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,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,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。(我完可以省掉这节不写,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。但是,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,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,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,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。如果省去这些劣迹,就不能让们充分地去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。)
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,用砖块掩得实实的,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。夏天的蚊子特别多,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。二〇〇〇九年,义乌市发动灭蝇、灭蚊活动,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。我想,要是那时有这种病,我十有八九会染上,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。
早上醒来后,我感觉又很饿了,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,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,不能轻易去动。我忍着饿寻思着这五十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: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;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;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。
思前想后,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。因为一的风险太大,二又没有把握,三没什么风险,最多得不到什么钱。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,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。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,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cite九九藏书/cite,洗个澡、刷个牙什么的。
在去找他们前,我也想了很多,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。我不能不想,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,想得周才能如愿以偿。
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,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。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,我还有四kbd/kbd十五把,大头在后面,还是有希望的。
我去的时候大概十点钟了,那几个家伙还在睡觉。这是正常的,他们都是夜间工作者。我敲了一个房间的门,出来一男一女,另外一个房间中也走出来了一男一女,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,实在不明白我怎么又来了。我拉了拉曾经给我烟抽的那家伙的手,轻声说:“师傅,能不能一边去说个话,我有生意同们做。”
“什么狗屁大事还不能在这儿说呀?老子还要睡觉呢。”那家伙伸了个懒腰,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说。
“不是,这里人多,说话不太方便。”我小声解释说。
“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?就在这儿说!”高个长发的家伙吼道。
没办法,我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蛇皮袋中取出了一把雨伞,然后说:“我有一批伞想找买家,但我不知道怎么找,于是我想到了们。我觉得们见多识广,人多面熟,这点儿小事肯定能行。”
“一批?有多少?”一个家伙问。
“具体我没数过,反正不少。”我故意这么说,目的有二:一是告诉他们这不是太小的生意;二是慢慢套他们。这样他们会为了下批以及下下批货,不至于不给我钱。
那两女的听说是这档子事,没兴趣听下去了,都打着哈欠回房继续睡觉去了。
下面为了叙事的方便,我给那俩家伙取个名字:看守我洗衣服的个矮些就叫小矮吧,另外一个就叫大高。从始至终我也不曾知道他们的名字,他们只是我生命长河中匆匆而过的一对过客而已。
“想卖多少钱一把?”大高问我。
“八九块一把就差不多了。”我说。
“八九块一把?抢钱呀?我看就值五六块一把。”小矮说。
“胡扯个毛啊,五六块给呀?这种伞顶多三块一把。”大高盯着小矮的脸说。
三块一把,说实话,这种价位是很低,但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知道我就是送货上门来让他们宰的,得乐意被他们宰,如果他们不狠狠地宰我,反倒不正常了不是?
“三块五,大哥,给兄弟我一碗饭吃吃。”我故意说。
“就三块!不行走人,我们睡觉,懒得烦这小生意。”bdi99lib?/bdi大高说得很假,但这假话说得很正常。
“三块就三块,但要现金。”我装做心一狠,咬咬牙说。
“当然现金了,哪个像厚脸皮。”小矮又摆着厚厚的谱子说。
大高狠狠地瞪了小矮一眼,似乎说,不说话没人当是哑巴。
“看这穷酸样也是等钱用的主,那就给现钱好了。”大高藐视着我说。
多年后,回忆起大高藐视我的眼神一点都不生气,我感觉非常滑稽。我时常想起这眼神,偷偷地笑出声来。
所谓的有钱与贫穷、成功与平庸,都是相对而言,那天的大高完有资格以那样的眼神来藐视我,因为从“资产”上而言,他比我成功得多。人的眼神总会在无意间给他人留下某种藐视的信号,理解了这种信号就是动力,不理解的就会当做侮辱。在经商的路上,我一次次遇到过这种眼神,好在我都把它看成了一种动力,驱使我一次次地埋头向前,即使前面是坑,我也埋头跳下去了,因为只有跳下去后,才会切身感受到坑的深度与那种痛楚感。
“那们要多少把?我现在就去取来。”我问。
“先来个三十把好了。”大高说。
“三十把太少了,要不先来个五十把吧?”我庆幸他们说的数字没突破五十。
“那就五十把吧。”大高说。
“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,这里有五把伞,大哥,给个十五元钱,我好坐个摩的去取另外四十五把过来,路有点儿远。”我说。
“他妈的,真穷!怎么混的?!”大高边数落我,边从口袋中摸出十五元给我。
我放下伞,接了钱快步溜烟下了楼。
那一刻我心花怒放,那一刻晴空万里!
我终于有钱打电话回家了!我对自己说,不要高兴,沉住气,还有钱进账。我把钱藏在鞋垫下,这样才安稳。我往最坏的想,即使他们等会儿不给我钱,我也有十五元了,完可以打个电话、吃碗牛肉面了。
我当然没有坐摩的,只是小跑了十分钟就到我藏伞的破院了,边跑我还不忘边在路边捡了几个蛇皮袋。
取了伞,我火速往回赶。
我对自己说,要快,不能不快,否则他们要是反悔我就白费劲了。古人说夜长梦多是很有道理的,我相信古人的学问。
接下来的交易很顺利,我得到了一百五十元。这笔钱对当天的我来说简直是巨额财产。让我更加欣慰的是,那两家伙并没有扣下我欠小姐的盒饭钱。可能他们是着了我的套,想要下批伞;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赚大了,无所谓这五十元了;还有可能就是我洗衣服抵消掉了。反正我是被宰得很舒心、很舒服、很心花怒放!我还不忘记讨了他们的BP机号,不要小看这传呼号,作用会很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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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走到一颗梧桐树下坐了下来。时间对我而言sa/sa是富余的,我可以随地休息或是无聊地胡思乱想。
那个下午,我特别地想家,想老婆,想孩子。我想打个电话回去,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。混成这样,我太不是人了,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,我不配为人夫为人父。
我在心底谴责着自己,但这于事无补。无论我怎么骂自己,都骂不来两元电话费。我坐了一下午,就这么想着恨着、恨着想着。后来,我想出招了,我得拼命弄些钱来给家里打个电话,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,我不能让他们担心。
我在梧桐树下一直坐到了夜里两点左右。不是我能坐,而是因为我坐在这儿与坐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。与其到处走消耗体力,还不如就在这儿坐着,最起码不会感觉肚子饿得难受。那时的义乌还没有联防队员,如果换成是现在,我可能早就被人客气地打扰了。
夜里两点多钟,我去了开除我的那家伞厂。轻车熟路,我用木棍撬开了伞厂仓库后窗户上的钢筋,爬了进去,然后抱出了五十把收折伞。很顺利,没有一点点不测。
那时的义乌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,没有门卫,甚至连像样的厂strike九九藏书/strike房都没有,都是自家院子或是租来的旧仓库什么的,然后挣了钱再盖,边挣边盖。仓库大多也是平房,利于搬运货物。我知道后来的大厂中就有这样的,比如二〇〇五年收购上海霞飞的某化妆品厂。
说实话,偷这家的产品我忐忑不安,虽然他们本来就欠我两个月工钱,但我知道这不道德。
从小到大,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,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,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。但是,在义乌,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,真是匪夷所思。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,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,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。(我完可以省掉这节不写,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。但是,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,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,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,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。如果省去这些劣迹,就不能让们充分地去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。)
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,用砖块掩得实实的,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。夏天的蚊子特别多,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。二〇〇〇九年,义乌市发动灭蝇、灭蚊活动,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。我想,要是那时有这种病,我十有八九会染上,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。
早上醒来后,我感觉又很饿了,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,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,不能轻易去动。我忍着饿寻思着这五十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: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;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;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。
思前想后,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。因为一的风险太大,二又没有把握,三没什么风险,最多得不到什么钱。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,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。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,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cite九九藏书/cite,洗个澡、刷个牙什么的。
在去找他们前,我也想了很多,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。我不能不想,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,想得周才能如愿以偿。
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,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。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,我还有四kbd/kbd十五把,大头在后面,还是有希望的。
我去的时候大概十点钟了,那几个家伙还在睡觉。这是正常的,他们都是夜间工作者。我敲了一个房间的门,出来一男一女,另外一个房间中也走出来了一男一女,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,实在不明白我怎么又来了。我拉了拉曾经给我烟抽的那家伙的手,轻声说:“师傅,能不能一边去说个话,我有生意同们做。”
“什么狗屁大事还不能在这儿说呀?老子还要睡觉呢。”那家伙伸了个懒腰,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说。
“不是,这里人多,说话不太方便。”我小声解释说。
“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?就在这儿说!”高个长发的家伙吼道。
没办法,我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蛇皮袋中取出了一把雨伞,然后说:“我有一批伞想找买家,但我不知道怎么找,于是我想到了们。我觉得们见多识广,人多面熟,这点儿小事肯定能行。”
“一批?有多少?”一个家伙问。
“具体我没数过,反正不少。”我故意这么说,目的有二:一是告诉他们这不是太小的生意;二是慢慢套他们。这样他们会为了下批以及下下批货,不至于不给我钱。
那两女的听说是这档子事,没兴趣听下去了,都打着哈欠回房继续睡觉去了。
下面为了叙事的方便,我给那俩家伙取个名字:看守我洗衣服的个矮些就叫小矮吧,另外一个就叫大高。从始至终我也不曾知道他们的名字,他们只是我生命长河中匆匆而过的一对过客而已。
“想卖多少钱一把?”大高问我。
“八九块一把就差不多了。”我说。
“八九块一把?抢钱呀?我看就值五六块一把。”小矮说。
“胡扯个毛啊,五六块给呀?这种伞顶多三块一把。”大高盯着小矮的脸说。
三块一把,说实话,这种价位是很低,但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知道我就是送货上门来让他们宰的,得乐意被他们宰,如果他们不狠狠地宰我,反倒不正常了不是?
“三块五,大哥,给兄弟我一碗饭吃吃。”我故意说。
“就三块!不行走人,我们睡觉,懒得烦这小生意。”bdi99lib?/bdi大高说得很假,但这假话说得很正常。
“三块就三块,但要现金。”我装做心一狠,咬咬牙说。
“当然现金了,哪个像厚脸皮。”小矮又摆着厚厚的谱子说。
大高狠狠地瞪了小矮一眼,似乎说,不说话没人当是哑巴。
“看这穷酸样也是等钱用的主,那就给现钱好了。”大高藐视着我说。
多年后,回忆起大高藐视我的眼神一点都不生气,我感觉非常滑稽。我时常想起这眼神,偷偷地笑出声来。
所谓的有钱与贫穷、成功与平庸,都是相对而言,那天的大高完有资格以那样的眼神来藐视我,因为从“资产”上而言,他比我成功得多。人的眼神总会在无意间给他人留下某种藐视的信号,理解了这种信号就是动力,不理解的就会当做侮辱。在经商的路上,我一次次遇到过这种眼神,好在我都把它看成了一种动力,驱使我一次次地埋头向前,即使前面是坑,我也埋头跳下去了,因为只有跳下去后,才会切身感受到坑的深度与那种痛楚感。
“那们要多少把?我现在就去取来。”我问。
“先来个三十把好了。”大高说。
“三十把太少了,要不先来个五十把吧?”我庆幸他们说的数字没突破五十。
“那就五十把吧。”大高说。
“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,这里有五把伞,大哥,给个十五元钱,我好坐个摩的去取另外四十五把过来,路有点儿远。”我说。
“他妈的,真穷!怎么混的?!”大高边数落我,边从口袋中摸出十五元给我。
我放下伞,接了钱快步溜烟下了楼。
那一刻我心花怒放,那一刻晴空万里!
我终于有钱打电话回家了!我对自己说,不要高兴,沉住气,还有钱进账。我把钱藏在鞋垫下,这样才安稳。我往最坏的想,即使他们等会儿不给我钱,我也有十五元了,完可以打个电话、吃碗牛肉面了。
我当然没有坐摩的,只是小跑了十分钟就到我藏伞的破院了,边跑我还不忘边在路边捡了几个蛇皮袋。
取了伞,我火速往回赶。
我对自己说,要快,不能不快,否则他们要是反悔我就白费劲了。古人说夜长梦多是很有道理的,我相信古人的学问。
接下来的交易很顺利,我得到了一百五十元。这笔钱对当天的我来说简直是巨额财产。让我更加欣慰的是,那两家伙并没有扣下我欠小姐的盒饭钱。可能他们是着了我的套,想要下批伞;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赚大了,无所谓这五十元了;还有可能就是我洗衣服抵消掉了。反正我是被宰得很舒心、很舒服、很心花怒放!我还不忘记讨了他们的BP机号,不要小看这传呼号,作用会很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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